保障性条例问题
目前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规模和速度都处在历史最高水平。作为“国务院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导协调小组”的牵头部门，住建部正抓紧起草《基本住房保障条例》(下称《条例》)。相关人士表示，制定《条例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消除保障性住房的牟利空间。
保障性住房，天然带有部分公共产品属性，一方面由政府部门主导供给，另一方面始终不应以盈利为目的。或将出台的《基本住房保障条例》，将“消除保障性住房牟利空间”，作为初衷之一，当然有着很切实的考量。过往案例表明，鉴于现实种种规定的尚不周全，“经适房”等不时沦为低买高卖的投机品。久而久之，不仅背离了自身定位，且造成了有限资源的配置错位。
压缩甚至消除保障房的牟利空间，其实毫无难度。根据各方透露出的信息，《条例》拟规定“购置型保障住房再上市，必须由所在地政府优先回购，而不得自行进入普通商品住房市场再行流通”;除此，一些权威人士也建议，“对再上市流通交易增值部分，政府应当收取50%至90%的重税”。两种全然不同的思路，当然各有利弊，但从效果来说，应当都能很好地压制个体利用保障房投资、投机的冲动。
然而《条例》之中，关于“压缩保障房牟利空间”的条文，到底能否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，其实仍然有待观察!因为，公众并未曾看到明确的数据统计，来力证“倒卖保障房”的红火程度。那么，一个自然的追问是，倘若“借交易保障房获利”只是极少数人的行为，大张旗鼓地推动立法规制，是否不应寄望过多呢?当然，违法人群的多少，从不必然是法律沿革的依据。但是，倘若从社会利益增量角度考量，不够精准、适用对象有限的立法，真的有待商榷。
法律不应只是纸面的游戏，不该只满足于逻辑的自洽、目的的正确。特别对于专门性的政府条例而言，最大程度保证“实用性”、“效益性”，实乃前提性的思考。事实上，“保障房”所面临的问题，更多还是集中于“分配”层面，没有一个充分透明、各方信服的售卖流程，继而种种灰色交易、利益勾兑不绝，甚至出现了“保障房被公务员私分”、“保障房按商品房售卖”等诙谐闹剧。凡此种种，明显存在的制度后门，本应当在新一轮的立法中予以修复。较之个体倒卖保障房牟利，不完善的保障房配置流程，显然更多见、危害更大。
对于保障房工程，在某些地方缺乏建设动力的前提下，通常以行政指令、定期考核的方式予以推进。此类操作，当然能促成保障房数量的可控，但至于稀缺的保障房能否最大程度实现分配正义，却不是这么简单。明乎此，酝酿中的《基本住房保障条例》更当有所侧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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